不知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还是内心深处那永远不能释怀的情愫。我又一次得以和周恩来“邂逅”。也许是我之前的因，方有现在的果，但终究还是一个字——缘。

10年，不长也不短，却足够磨灭人的一段记忆。但是1998年的《周恩来外交风云》那段工作经历却是永生难忘。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换来了和总理“面对面”的机缘。要说须菩提遇上如来是幸运的，那么我也是同样的幸运。从那一年起，他不再是记忆中的影像，而是一个亲切的长者，一个尊师，一个忘年交……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如果说世界是从认识了周恩来才开始真正认识中国，那么我则是在剪辑台上一格一格地认识了周恩来。从他的人格魅力中我阅读人生，阅读世间万物！虽然没有语言的沟通，但是我却时刻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些，才让我享受到那痛并快乐的创作过程及成功与辉煌的喜悦。

最终，《周恩来外交风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是一部“剪出来的影片”，但这时所有的付出与荣誉对我而言已不重要，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件作品。而是我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洗礼，实可谓；道可道，非常道——用在这里也许再贴切不过了。

10年后，又见周恩来。这样的机缘巧合，不能说只因我对周恩来资料的熟悉，更应该讲是我对片内片外人生更深层的理解。

每一次的创作，就是一次诉说。这种诉说，是倾诉，也是倾听。

在逐渐进入工作之后发现，这十年的磨砺对我自己的改变也是惊人的。何为沧海何为水，何为巫山何为云。10年后，我看得越来越清晰了。

不同影片而同一题材同一人物对我工作造成的巨大挑战不言自明，尤其是一部《周恩来外交风云》曾经取得的辉煌和精彩，为这一部影片的剪辑设置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制高点。但无论有着怎样的心理压力，我愿意做。因为做周恩来的片子投入的是我的情感，对总理的情感；也是我对已故去父亲的纪念，因为他喜欢周恩来。

关于周恩来的大量资料素材，我自然非常熟悉，而关于邓颖超的素材亦不陌生，因为早在1988年我剪辑的《我们的邓大姐》就曾在首届中国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面对这些当年反复揣摩过的素材，今天重新拾起，不仅仅是亲切，而要回过头来再重新认识、重新诠释它们。

《情归周恩来》重点突出的是一个“情”字，由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感情切入，表现周恩来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与革命战友的感情、与外国友人的感情，乃至与青年一代的感情。影片以周恩来为主体，情为载体展开。其“灵魂”意在发掘周恩来身上所散发出的真、善、美，具体于“小爱”表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个人感情；于“大爱”表现周恩来与人民、与民族的血肉之情。

这是一个复杂的深层的情感沟通过程。我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领会把握人物细腻丰富的情感，一方面要把这种情感通过镜头的组接充分地传递出来，从而达到人物与观众一种直接的心灵“对话”，至于达成的对话效果如何，则取决于向内与人物、向外与观众的双向沟通。具体则是我将怎样来选择、组织和运用手中的素材。

在剪辑上我把握的关于“情”的几重要义在于：第一，首先充分挖掘影片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情感特质；第二，把我对人物的理解和产生的情感倾入进去；第三，通过现有素材中各种镜头语言元素有机的组合编辑，充分调动起观众的情感。

与新闻片不同的是纪录片在纪实性基础上还应具备文学性和艺术性。对于这部“主打”情感的影片而言，怎样叙述更显得尤为重要。经过反复思考，我采取两种不同的叙述线，表现“小爱”的情感以虚写为主，画面强调唯美，着意刻画一种纯洁与美好；表现“大爱”的情感则以纪实为主，画面要求写实，着意表现纪录片纪实的一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共同完成对主旨的彰显。这样处理，既不失纪录片的真实性，又不妨碍赋有诗意的追求。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写实的部分容易处理，而写意的部分则充满了挑战，怎样巧妙地利用素材却又不局限于素材，以达到营造某种氛围、传达某种情绪的效果，这成为影片剪辑中的重点。进行画面的虚处理，是我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主要手段。所谓画面的虚处理，就是不直接选择纪实镜头详细交代事件过程，而是通过选取有意味的空镜，充分利用画面、声效、音乐等元素，进行剪辑，以达到渲染气氛、抒发情感的目的。

在邓颖超回忆南昌起义的段落，我就采取了虚处理的方法。南昌起义缺少素材是客观事实，众多的纪录片中表现这一情节均为一张油画，即使有历史画面，也只是用一些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等镜头组接在一起来表现，这些资料已在众多影片中反复使用，而且未必能够达到想要的效果。因为影片的落脚点是写人的感情，画面太写实，恰恰破坏了这样一种氛围。因此，不妨避实就虚，寻找一些有意境的空画面，做一组气氛剪接。
    1、全景武汉码头，鸣笛的轮船
    2、全景武汉街道，驶过的摩托
    3、全景街道上有行人走过
    4、全景喧闹的街道
    5、全景舞台上的打戏
    6、中近观众鼓掌
    7、全景熙熙攘攘的街道
    8、近景看戏的女子在鼓掌
    9、全景舞台上的打戏
    10、近景驶过的汽车
    11、近景驶过的汽车
    12、近景跑过的三轮车
    13、近景驶过的汽车
    14、近景跑过的三轮车

在这段镜头组接中，轮船、街道、打戏、观众、人群、车流，这些本来不相关的事物因为声音的介入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汽笛声、摩托声、锣鼓声、掌声、铃铛声、嘈杂声，声音与画面相互配合相互渲染，勾勒出一种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氛围。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处理也是对邓颖超回忆这一事件时主观感受的一种强化，更是主题的突出。

西花厅四季轮回的段落也是一种虚处理。周恩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操劳中度过，为了强调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和时间的客观流逝，如果单纯选取写满工作安排的一组日历画面，是不足以传达出这种意味的。因此在日历展示之前，我又特意加入了西花厅花开花落、海棠结果儿、白雪压枝的画面，这样做，四季更替轮回不但形象地表现了时间的客观流逝，而且立体地渲染出一种情绪氛围。这部影片正是要努力地在资料和画面之间寻找能够抒发情感的“地带”，进而在此处精雕细刻、一咏三叹，完成情感的渲染和抒发。因此，在画面的处理上要更诗化、更唯美。

然而，并不是为追求画面唯美而唯美，一切都要紧紧扣住主题，以“情”为出发点，摒弃矫揉造作。为描写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纯洁美好的情感，我努力从素材中挖掘最闪光最动人的东西，突破表面的组接技巧，直抵人物的心灵深处。当已80高龄的邓颖超回忆起与周恩来当年的恋情，尽管她的话语不那么清晰，神态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活力，但是从她朴实真挚的话语中，从她沉浸于回忆的专注神情里，我能够直接感受到她内心踊跃的喜悦和激动。这里不需要过多的技巧，不需要额外的修饰，只要把这一切直接表现出来就足够了。这段邓颖超的同期声长达1分33秒，除了应技术处理在开始处加了两人两张年轻时的照片外，剩下1分22秒的时间都是邓颖超讲话的画面特写，她的语言、她的神态本身形成一种动人的“情绪场”，在这里我没有将它剪断拼贴，只需顺势剪接就能达到需要的效果。看到这里观众自然而然会被主人公那率真、喜悦的真情流露所打动。

这部影片的另一个难点是如何用电影形象表现周恩来和邓颖超分离的情感。由于工作关系，两人聚少离多，各自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了表现这一情形，在剪辑上我使用了平行组接。一边是总理上飞机，深入工厂、农村的镜头，一边是大姐工作的情形，这样交叉平行组接所产生的效果便是电影蒙太奇语言中的“话说两头，各表一枝”。在选择镜头时，我着意挑选了总理各种匆忙的身影，从而利用画面内部主体的动作行为营造一种气氛。

杭州书信往来的段落是对两人之间情感的一次浓墨重彩的刻绘。显然，只有书信的静态展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特意选取了一组典型的杭州早春美景画面，将书信穿插于这些图景中间。书信本身表达的是两人之间和谐真挚的情感，美丽的景色则为这些情感做了最美的“勾边”。
    1、全景杭州西湖美景
    2、全景湖光山色
    3、近景盛开的迎春花
    4、近景湖边低垂的柳丝
    5、特写周恩来的信
    6、全景周恩来的信
    7、特写周恩来的信
    8、中近照片中花前微笑的邓颖超
    9、近摇邓颖超的回信
    10、全景虚到实杭州西湖美景
    11、近景虚到实挂满雨珠的紫藤罗
    12、近景水中倒映的亭阁
    13、近景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湖面、垂柳剪影
    14、近景欢快流淌的瀑布
    15、特写周恩来的回信

在画面选择上，我侧重选择了一组水的意象。水既是南方水乡的地域特征，同时又象征着清澈纯洁，无疑它是两人浪漫纯洁情感的最佳写照。通过书信与空镜的有机穿插，意在传递两人内心的情感，并抒发这份情感，而这份情感就寄寓于这些美好的景物之中。寓情于景、景中见情是这段剪辑需要达到的客观效果。唯美的景色、浪漫的感情、抒情的音乐，完成的是一种唯美的表达，是对真善美的一次淋漓尽致的讴歌。

在紧接下来的段落中，与之相反，我采用了一组快速镜头组接。
    1、特写喇叭
    2、全景西花厅
    3、全景西花厅
    4、近景西花厅
    5、特写文革书信
    6、特写喇叭正面
    7、近景西花厅正面
    8、特写喇叭侧面
    9、近景西花厅
    10、特写喇叭
    11、近景西花厅局部
    12、近景西花厅窗户
    13、特写西花厅窗户
    14、推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合影

这组镜头以快速的节奏表现了“文革”开始后的状况，与前一段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时代印记的喇叭、“文革”书信和嘈杂的人群声，表明此时正值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加紧篡党夺权，此时的周恩来承担着内政外交的繁忙工作和身心的双重折磨。在这里，西花厅愈显静谧，就越发让人感到周恩来内心的孤独和忧虑。“文革”10年仅留下的一张珍贵夫妻合影，与前面的浪漫抒情形成对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节奏上的变化。在这里，我没有去挑选“文革”镜头，而是通过这些典型细节的组合去表现时代的荒谬和错位，以表明这一切是非正常的，从而与前者形成美与丑的鲜明对比。这样处理使影片整体节奏随着叙事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在变化中产生各种情绪和氛围，也为后面周恩来向老朋友斯诺吐露内心烦恼作了铺垫，从而深化了所要表达的意图。

由于这部片子偏重于“情”的酝酿和抒发，做好强化点尤为重要。在关键时刻、特定情境下运用镜头剪辑技巧突出强化某种氛围、释放某种情感，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河北邢台发生地震周恩来先后两次奔赴灾区视察一节中，为了突出周恩来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我做了两处定格处理：一处为周恩来握住一位刚刚失去儿子的老太太的手说：“你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吧！”一处在防震棚中对一位表示感谢的老人说：“为人民服务应该，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之所以做定格，意在突出周恩来说的这两句话，这正是此时此景面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民，作为总理一片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

3年自然灾害时期，总理时时为粮食问题而焦心，为了强化总理的情感，我选用了两个镜头：一个是总理查看报告的一张照片，一个是拨打算盘的演示画面。在这里采用两镜六用、分开剪接的方法，再加上拨打算盘发出的清脆声音依以贯穿，从而产生一种现场感，令观众感到仿佛总理此时此刻正在做这件事情，清脆的算盘珠声，声声敲击着人们的心，更让人们直接地感受到总理焦灼的心情。声画结合后对主题起到渲染作用。

期盼台湾回归祖国，是强化总理心情的又一个“点”。在这里，我选择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海浪撞击礁石的一组镜头。海浪本身蕴涵着巨大的力量，而我有意把镜头进行慢速处理，更加突出这种内在的力量。声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理的画外音出现了两遍：“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第二遍声音有意做了错位，产生混响。通过画面和声音的这种艺术处理，希望能够细腻地传达出总理渴盼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

另外，采用反衬的手法是烘托情感、渲染氛围的另一种剪接方式。如果一味地强化突出，反而容易让观众产生疲惫的心理。如果在一种情感基调中加入另一种相反的情感，两者相反相衬，更能从另一个侧面拓宽审美空间，产生一种深远的意境。总理病重住院惜别西花厅是全片需要重点描绘的一个段落。总理离开西花厅的日子恰逢六一儿童节，我着重抓住了这样一个点，来组接这一段落。镜头如下：
    1、 全景（摇）流淌的喷泉
    2、全景（移）门前枝叶繁茂的海棠树
    3、全景（跟移）树木围绕下的小桥、假山、草地
    4、全景（摇跟）西花厅门前台阶至院落
    5、全景（俯摇）西花厅全貌

在这一段落里镜头的选择以移动拍摄为主，从人物的主观视角出发对西花厅做一番巡视，欢快流淌的喷泉、郁郁葱葱的树木、静谧美丽的西花厅，画外儿童的歌唱欢呼声，配以舒缓的音乐，这本是一组多么美好的画面，却因为总理病重即将惜别这一切，让人感到无比心酸。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观众为总理的病情更加感到揪心。通过主观镜头能够体会到总理对西花厅的恋恋不舍，同时，通过这些充满勃勃生机的事物又能让人感悟到生的希望，体会到此时邓颖超虽然沉重却满怀祝愿的心情。其实，关于1974年六一儿童节的画面资料是现成的，当年拍摄的这段内容也作了相当片幅的展现。但却不是我所想要的，因为这种写实的画面即使组接进去起不到希望达成的效果。对于这样一个需要充分铺垫情感、渲染氛围的段落，这些空镜内外所散发出的丰富意味是一般的写实画面所无法企及的。

在总理住院期间的一组画面剪接上，我再次使用了这种反衬的手法。总理要时常忍受病痛的折磨，病房的氛围无疑是压抑的。然而，随着《洪湖水浪打浪》歌声的传来，却为这压抑的空间平添了几分平静恬淡的气息。这首歌曲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多年来共同喜爱的歌曲。空旷的医院病房，静静落下的点滴，优美的旋律传来，夫妻俩在不同时期的一组合影，时光在这些照片的更迭中穿行。现实中病痛的折磨、难忘昔日的美好时光，这些无不令人为之感叹、为之动容。

纪录片最难表达的就是情感，我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完成对情感的一次全面表达和抒发。面对这样一部以“情”为魂魄的作品，从总理身上散发出的真善美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我愿意把我的情感全部倾注进去，用它来涤荡我的心灵，更渴盼它如一股和煦的春风能够吹拂进每一个人的心田，那涌起的必定是一种久违的感动和更加坚实的力量。

我相信，再过多少年，世人心中永远也不会失去这个名字——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