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用《变形记》（奥维德）的最后几行作为开头：

    吾诗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我当前的工作当然不能和这位杰出诗人的诗篇相比。只是想把自己对《情归周恩来》的感情做一个总结。我进入《情归周恩来》组共8个月，这8个月从查资料、拍摄、到后期制作，是对自己毅力、体力的彻底考验。片子最终成形，我作为组里一员，也被这个过程深深感动着，努力化作作品，任何事情都不能将其化为无形。

    做纪录片，特别是做人物的纪录片，创作者和创作对象必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对视，有时候更像是一种博弈，在其中，你将其征服或者他把你征服。我却是在工作中被周恩来总理的品格逐渐征服。

    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新影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做《情归周恩来》的导演助理，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做胶片”。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在眼前。对一个80后的毕业生来说是激动和彷徨的。我对周恩来个人更多的是崇敬的、景仰的。他是一位开国的总理，是生活品质绝对高尚的共产党人，但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却是模糊的。

    他会是什么样的人，他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故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如此绚烂的一笔。

    关于资料

    对于周恩来的接触是从影像资料开始的。中央新影老资料丰富在业内是相当出名的，现保存了约42000本胶片、42万分钟长度的纪录电影资料。但也就是听说，没体会过。工作是在东楼的影视资料部开始的。起先，是大面积的查找，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关于总理的片子涉及上千本，年代繁复，内容庞杂。而且完成片和素材又是放在不同的数据库，所以更像是填充式的寻找资料，看着台本找画面，脑袋如浆糊，满目全是片子却不得要领。

资料查找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去粗取精的过程了，稿子已经大致出来，工作集中在细节和对原来查到的资料的总结和整理。一直以来，资料部的巨君老师和高卓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查资料是极其繁琐和细致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找一个两个镜头，在资料部的电脑室、台本室翻阅查找三、五天。这种看似非常无趣、甚至是没有逻辑的工作，开始让我很困惑，但后来你会一边感叹资料部资料详实，一边真实的影像资料画面会将原来文字化的总理形象、故事逐渐清晰、饱满起来，并在其中找到无数乐趣。如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是潇洒、睿智的，我们在完成片中找到了当时的镜头。70年代总理的神情状态明显因为身心的疲惫而显得分外的憔悴，与60年代的老资料就有很大的区别。渐渐的，我对老资料的理解变得清楚，脉络也清晰起来，随着片子深入，由于我对周总理每个阶段的事件的熟悉，画面中的人物不再是平面的。你的情绪也会随着总理的一颦一笑波动。

    在后来的工作中了解到，在新影近几年出品的作品当中，《情归周恩来》的素材查找量和使用量都是数一数二的。

    关于人物

    潘捷老师那天开玩笑的说，“周总理在你心中不是平面的了吧”，我说“是、是。该是立体的了”。这话可能还是说大了，不过我敢说，和我刚进组时候的懵懂比起来，我现在应该是半个专家了。电脑里记录的资料名目不下千页，片子到后期的突击阶段，最终确定的每一个镜头涉及200多本片子，我是一个一个镜头记下来的，到最后，我基本能够回忆起总理在每个年份所做的几件大事，新影为此出了什么片子。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你的记忆中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现，而且每一次的音容相貌都萦绕眼前的时候，他决不可能只是一个屏幕中的图像，他的身影已经在你的脑海中跳跃起来，活起来了。

    我们创作《情归周恩来》的过程，是学习周恩来、走近周恩来的过程。每个时期的周恩来具有着不同时期的魅力，资料本身并不能带给你更深的理解。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很多，资料也很多，你不可能全部囊括在片子当中，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对创作对象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和理解。周恩来的老朋友伊文思说：“艺术家应该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各种不同的感情。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是一个有政治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一个电影艺术家，因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周总理的工作时间基本在12小时以上，有时候我们加班晚了，互相之间总开玩笑“和总理比比，那才哪到哪啊。”总理的情书写得妙，剧组的女孩子就会对男同志认真地说：“好好学学”。这种丰富多彩延续并激励着创作的每一个过程。

    关于合作

    前期的拍摄用的都是胶片，后期的达芬奇的校色也使画面更上一层楼，影视工作全然是一个合作的工作，其中的每个工种都是必要并重要的。在这次工作当中，我接触到了新影厂众多优秀且专业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忘我的敬业精神让我惊异并敬仰。经过这个片子，我从一个对新影比较陌生的毕业生逐渐融入到了新影厂的大家庭中，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这些都是受益匪浅的。

    关于作品

    创作与影像资料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加工，面对影像资料这么长的时间，往往会陷入一个被素材所束缚的阶段，跳出影像资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情归周恩来》这部片子旨在说“情”，不同于以往的编年体人物传记，甚至可以说是散文式的叙事方式，所以素材的使用要超出常规。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段素材为例，资料部关于斯特朗的素材有很多，成片和素材里都有，第一稿里要讲斯特朗和周恩来夫妇的故事，到后来斯特朗的素材用在了讲陈毅这个人物的引子，效果也很好。

    以上是片子制作过程中我的一些回忆，也不是很系统，却是很自然的。

  《情归周恩来》终于“破茧而出”，我在其中的收获是远远超过片子本身的。应该说我更享受的是这个“破茧”的过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完整作品，但是其间的过程更加复杂而充实。过程远胜于结果。